那份計劃書，最終被我收進公事包，帶回了律師樓。
臨走前，雄哥拍了拍我膊頭，笑得雲淡風輕：「睇完，唔使打去我 office，你直接嚟銅鑼灣搵我，開支紅酒慢慢傾。」
我知，佢講嘅唔係文華廳嗰種包廳，係佢個場樓上嗰層。
下午兩點，整個人又被工作吞掉。
無休止的 client call、billing 上的 dispute、應付那些總是要得急卻又不肯加 fee 的要求，還有對着 junior 那些老是差半口氣才出得街的 draft 瘋狂發脾氣。
最令我火大的，不只是忙，而是明明收着市場價，卻連最基本的 judgment 都未養出來。人在這種節奏裡待久了，腦子很容易只剩 reaction，連完整思考都像一種奢侈。
我一邊拆解着這些爛攤子，一邊卻忍不住反覆想起那份計劃書上「十年期」這三個字。
十年。
對一盤生意來說，不過是一個週期。
對那個60多歲、已賣掉自己公司的人來講，或許是時候準備交棒倒數。
對我而言，十年又是甚麼？
再多十年 M&A？再多十年追着 Recovery Rate 跑？再多十年在 market 每一次冷暖之間，把自己的精神、睡眠、脾氣，連同那些隨時會被 client 折讓的年月一格格切出去？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自己已經愈來愈不喜歡這種答案永遠要等 closing 之後才算數的生活。
更麻煩的是，我已不再年輕到可以一邊懷疑，一邊假裝自己仍有無限時間慢慢試。
六點三十分。
走廊外的燈暗了一半。最近市場淡靜，那些二十多歲的 junior associate 早已不再像我們當年那樣死守在座位上。
這個鐘數，他們已經換好衣服，在樓下的 Pure Fitness 舉鐵，在瑜伽墊上找 life balance，或者乾脆去蘭桂坊尋找 happy hour。
他們把 freedom 講得太早，從未試過一個錯判可以追住你五年、十年，連瞓着都未肯放手。
他們拍拍屁股 log off，因為最後在意見書上簽名、在 Professional Indemnity 的單據上押上整個合夥人身家去承擔錯判風險的人，永遠是我。
走廊另一頭，某間房的燈還未熄。那間房的主人，上星期茶水間見到我，笑得比誰都親切。在 Board meeting 上遞交那份 headcount report，卻寫得比誰都狠。
喺呢行，你以為對手只在對面枱，有時同枱食飯嗰個，先係真正送你一程嗰個。
晚上七點三十分，辦公室終於靜了下來。
我終於能安靜下來，打開雄哥那份計劃書。
翻開第一頁，第一個感覺不是複雜，而是頭痛。那種頭痛並非因為字看不明白，相反，是因為每一個字都太熟。
增值、融資、傳承、流動性，全部都排列得極有教養，像一個受過最好訓練的人，微笑着告訴你風險其實只是技術細節。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陣很輕、卻很實在的不舒服。
胃部像被甚麼輕輕按住，掌心有點冷。
我望着封面上那幾個燙金字，腦裡無端掠過很多年前另一種同樣體面、同樣講到像沒有理由拒絕的包裝。
自從 2008 年之後，我再也沒有投資一塊錢。
外人若問起，我通常只會說自己一向保守。說出口的時候，我自己都知道底氣有多薄。
那年我和阿芒他們夾錢開了個 PI account，買進人人都說穩陣的 CDS，最後輸得一乾二淨。自此之後，我再也沒有下過注。
我用專業和條文築起堡壘，以為只要不再落場，自己就不會再輸。
我以為自己學精了。把時間切碎成 billable hours，穩穩賣出去，換取看得見的安全感。
到今天望着這份燙金計劃書，我才慢慢明白，不下注本身也是一種下注。
我不再輸錢，卻開始輸年月。
那份看似安穩的糧單，根本就是在一點一點 buyout 我未來所有的可能性。
但我更怕的，是這份文件逼我直視另一個問題。
如果雄哥要的不是我的法律意見，而是我對未來十年的判斷，我究竟夠不夠資格去分辨：我現在眼前的恐懼，到底是緣於我看清了這份計劃書背後的深淵，還是只不過被舊傷牽着走？
這正是我最不願承認的地方。原來有一部分的我，根本未曾真正走出 2008。
一轉眼，九點了。
窗外遮打道，燈火仍然亮得理所當然。
以前聽阿芒說機會成本，總覺得那是教科書上的概念。但此刻坐在這片空蕩蕩的辦公室裡，我才驚覺，自己好像在把自己餘下最精壯的十年，放在天秤上對賭。
留下來，代價是繼續在這座大廈裡，把自己的命切成每六分鐘一格，市價賣出去。
跟雄哥，代價是要先親手撕掉那張「專業外部顧問」的安全網。以後出了事，我再沒有資格講那句「這是客人的商業決定」。
由 M&A 律師變成 In-house 家臣，意味著我必須將自己未來十年的信譽與命運，全盤綁死在這艘隨時可能被不受控資本壓沉的巨輪上。
我沒有吃晚飯，Nexium 開始失效，胃部那陣輕微的抽搐感一直沒有散去。
人在極度疲憊、又找不到出口的時候，腦袋的運作往往是不講邏輯的。
在歷山大廈這片刺骨的冷氣裡，我明明應該盤算着雄哥的 leverage cost、盤算着我的 Rate、盤算着我那十幾萬元的按揭……
但算着算着，所有數字都成了一團死結。而在這團死結裡，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來的，竟然是阿芒那張永遠氣定神閒的臉。
我對呢條友嘅感覺向來複雜。
我服他的 deal eye，但心裡總有那一絲屬於中環合夥人的不忿。
憑什麼大家當年一起輸清光，他如今可以在家沖普洱、煎美極蛋、寫那個只得小貓三四隻在看的《表裡見聞錄》，而我卻要在這裡被無情壓價？
就連他那隻明明還在虧損的醫療股，都可以講得雲淡風輕。
大家一樣是當年從那場敗局裡爬出來的人，為甚麼我後來只學會了收手，而他卻好像過得舉重若輕？
越是覺得自己被逼到懸崖邊，我就越是忍不住去想，那個當年和我一起跌落懸崖的人，現在到底爬翻上什麼位置。
九點半。
我合上公事包，抓起車匙，推門離開了律師樓。
911 Carrera S 的引擎聲在地庫迴盪了一下，隨即被關上的車門隔在外面。
我沒有刻意去計劃什麼，甚至沒有察覺自己是哪一刻決定要上紅香爐峰的。
玻璃外那些熟悉的樓身與燈牌一層層向後退去，像一個我日日都身在其中、卻愈來愈不知自己還要留多久的世界。
當我回過神來的時候，車子已經駛過干諾道中，正沿着寶馬山蜿蜒而上。
我把車窗半開，山風灌進來，路也開始靜。再往上，連那股黏在襯衫上的律師樓冷氣味，似乎都被山風吹散了一點。
說實話，這裡的空氣，比遮打道好多了。
直到去到那道熟悉的深色木門前，我停下腳步，才忽然意識到自己竟然真的大老遠跑了上來。
自從當年那一役之後，這是我第一次帶着工作上的麻煩來找他。我心底其實有極大的不情願。
不是因為生疏，正正是因為太熟。
這十幾年來，我們從不干涉對方的事業。但如今我帶着這份燙手山芋站在這裡，某程度上，就像是間接向他承認，無論我這張「中環合夥人」的卡片印得多麼體面，原來依然有我自己一個人拆不透的局。
可我心裡又很清楚，這種問題，除了找他，我也不會找別人了。
只有當年一齊輸過的人，才能真正明白我在面對甚麼。
我低頭整理了一下領帶，強行壓下心底那股不想認低威的傲氣，在腦海中重新推演着等一會門打開，最好還是用一種不失霸氣、又顯得漫不經心的語氣開口先發制人。
例如：「阿芒，聽講你最近清閒到變咗芒果乾，仲識唔識睇 term sheet ？」
這樣應該差不多。夠串，夠中環，也夠替自己留一點面子。
我伸出手，按下門鈴。
叮噹。
門沒有立刻開。我下意識抬起手腕，看了一眼那隻 5711。
黑藍色錶盤上的秒針無聲地滑動。這錶最瘋的時候，二手市場能換半間細單位。如今熱度退盡，炒價蒸發大半，卻還是一道冷冰冰的催命符，提醒著我距離那條死線，又少了一分鐘。
幾秒之後，門開了。
暖燈照出來，伴隨著屋內隱隱傳來的一段舊電影配樂。
還有阿芒那個熟悉又欠揍的笑容。
我還未來得及把準備好的那句開場白講出口，他劈頭第一句就是：「咁早去 Tiffany 做乜呢？都未開門。」
「？」我愣在原地。
「掃興呀你。」他靠在門框，手裡端著普洱，像一眼看穿了我的窘迫。
「？？？」我腦子裡還塞滿了雄哥那份保單，與那深不見底的風險，完全跟不上他的頻率。
「點解我老 best 係你，唔係柯德莉夏萍呢？」
「？？？？？」我終於忍不住狠狠翻了個白眼。
說也奇怪，當我聽到「老 best」這兩個字的那一瞬間，心底竟然不爭氣地泛起了一絲久違的輕鬆。
那繃緊了一整天的神經，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他一句話鬆開了。
「入嚟啦。」他笑了笑，側身讓出了通道。
我無奈地搖搖頭，走進大廳，順手扯開那條勒住頸脖的真絲領帶。那股殘留在骨子裡的中環戒備感，這一刻漸漸卸下。
我隨手脫下那件皺了一點的西裝外套，輕輕搭在旁邊的椅背上，像將遮打道那副撐了一整天的骨架，暫時卸落半晚，然後整個人癱在沙發裡，深深呼出一口氣。
褲袋裡的手機卻忽然震了一下。
我幾乎出於本能地彈直身子，一把將它抽出來，結果屏幕上只是一則無聊的 Bloomberg 新聞推送。
我低聲 X 了一句，將手機扔回口袋。
身體反應快過腦。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這樣一個深夜，我們三個人在手機裡看着數字一路往下掉，連罵人的力氣都沒有。
這才從公事包抽出那份計劃書，沉甸甸地擱在茶几上。
四周沉默了十秒鐘，普洱的熱氣在我們之間緩慢消散。
我終於忍不住打破了死寂，聲音裡帶著連自己都驚訝的乾澀：「芒……」
「點呢？」他輕輕吹了吹水面上的茶葉。
我死死盯著他，像是在對抗一場價值十億的 hostile takeover ，千言萬語湧到喉嚨，最後卻只能憋出一句：「…… 點解係柯德莉夏萍？」
阿芒看著我，搖頭苦笑。
然後他伸出指關節，在計劃書上輕輕敲了兩下：
「好喇，言歸正傳。」
